鸡，打算送到高碑店卖了，比在乡里卖能多赚五六角。俺媳妇去年没了，孩子又太小，只能带在身边。”

    小孩也就四五岁，瘦瘦的，头发枯黄，坐在箩筐里不说话，脏兮兮的小手抓着周青峰送的白面馒头，慢慢的吃。

    “你们那儿养鸡的人多吗？”

    “多。”农家汉子撕了个鸡腿给孩子。他则打开话匣子，笑道：“俺们乡养鸡可是出了名的，前些年还上过报纸。”

    “说说，我不知道这事。”周青峰也好奇的很。

    农家汉子在脑海里酝酿一会，说道：“前几年，我们乡来了个新乡长，才二十来岁，鼓动全乡养鸡发财。我们都笑他是‘鸡乡长’。

    为了筹钱办养鸡场，‘鸡乡长’跑上跑下，一来问县里市里拨款，二来要乡里人集资。当时大家很不乐意，都打算看笑话。

    ‘鸡乡长’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养鸡场办起来，可头一批两千鸡苗不到半个月全死光。当时乡里上下就没人没不骂的。

    有人举报‘鸡乡长’贪腐，搜刮民脂民膏，把他逼的要在乡政府上吊。

    上头派人来调查，说‘没发现贪腐问题，积极发展的精神值得表扬，但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要批评’。

    后来省里来了大官，还带了农科所的人来，要俺们乡长戴罪立功，继续投资办养鸡场。

    从此乡里广播站天天都放养鸡的事。俺们这些乡巴佬不想听都不行，天长日久的，也学着些‘鸡苗’‘饲料’‘消杀’‘防疫’什么的。

    说实话，乡下人谁家不养几只鸡鸭的，过去还真不知道养鸡有这么多门道。慢慢熬了两三年，乡里有两座大养鸡场。小养鸡户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现在这铁路上吃的鸡大半是俺们那儿养的，乡里确实靠养鸡发了财。俺家每年能挣个七八十块钱，日子比过去好多了。”

    周青峰听得直乐，“这乡长还行啊，应该提拔。”

    “可不是么，老乡长两年前就高升，听说去了保定。不过他去了那儿又闯祸。我听广播里批评他，说什么教条主义，但不清楚具体出啥事。”

    啊......这可就是当前国内公务员队伍的真实反映了。

    ‘圣光’降临，改天换地，提拔了大量年轻知识分子替换陈腐老朽的旧官僚——年轻人有热血有活力但没经验，能力也往往欠佳。

    中央对积极上进的干部总是愿意扶持提拔的，但提拔的干部又往往会有路径依赖——有人养鸡获得政绩，换个地方还会想着继续养鸡。

    于是改革和教育时时刻刻都在进行。

    农家汉子继续说他的事，叹道：“现在乡里养鸡场规模越来越大，俺们这些小养鸡户越来越不好过，拼成本是怎么也拼不过。

    今年初，新来的乡长要开办食品加工厂，把鸡做成熟食，利用铁路线向更远处卖，赚更多的钱。

    俺也想着是不是不再东跑西跑，打算跟另外几家养殖户联手，多养些鸡鸭直接卖给食品厂算了。

    可附近好几个乡学了俺们的养鸡经验，也想办厂。但食品厂投资大，县里已经开了一家，说什么不能搞低水平重复建设。”

    周青峰听得非常惊讶，倒不是这农家汉子说的内容，而是对方思路和言语表达的非常清晰，根本不像傻呆愚笨的乡下人。

    被周青峰夸了几句后，这农家汉子挠挠头苦笑道：“以前俺很少跟人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怕生。可出来跑动跑动，见多了世面，不知咋地，脑子就灵光了。

    自打村里通了广播，再加上铁路一通，像俺这样的人很多。

    乡里不知多少闷葫芦似的人物突然开窍了。有的去参军，有的上夜校，更多的是走南闯北，谋个生路。

    坐在这哐当哐当的车厢里就让人舒服，能知道过去想都想不出的新鲜事，去过去一辈子也到不了的地方，才知道这国家到底有多大。”

    农家汉子靠着车厢过道，带着满脸笑意，坐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他把烧鸡吃了个精光，还特意把鸡骨头收拾好，丢进过道的垃圾桶。

    “俺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啥都不懂，不知道找座，不懂上厕所，不会收拾垃圾。列车员把俺骂个半死，羞的俺恨不能再也不来。

    可为了生计，俺又不得不来。就看别人如何如何，俺也学着点，才发现事情没那么难，很多规矩也是有道理的。

    现在钱是越赚越多，日子越来越好，只可惜孩子她娘得了一场急病。不等我把人送去县里医院就没了，享不了这世道的福。”

    箩筐里的孩子啃了馒头和鸡腿，抓了个葫芦喝了些热水，靠在个软垫上就睡了。当父亲的汉子爱溺的伸手摸摸孩子的头，笑的既欣慰又苦涩。

    周青峰知道国内基层医疗相比十年前有天翻地覆的进步，但还没到覆盖每个角落的地步。底层民众真得了大病往往坚持不了几天。

    ‘后世’的人总说年纪大了病痛多，并将其怪罪到工业化上。其实是工业化延长了人类寿命，有点不适就能去医院，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