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的东部，年降雨量一般在400-800毫米左右，个别地区可达1000毫米以上，其中几条河流是黄河上游来水的主要水源，而陇西地区则干旱少雨全省年降水不到60毫米，在上个世纪大兴农田水利的时候又过量的采掘地下水，进一步造成了整个地区立体空间的缺水，用粮食换水给要出嫁的闺女洗澡的事情在这个地区并不少见。

    张掖会议以后，当我把改变西域的另一个视点放在了甘肃时，原以为经过会议的安排，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经过大局观的解释，在加上适当的补贴，应该说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料到一些在“国”字号上“啃”老本的大型国有企业会对我们发难，首先是几千名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到兰州的省政府上访，后来又有一些个体经营者也跟着上访游行，被安排迁移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也在一些人鼓动下“参合”了进来，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而作为我们政府的喉舌媒体这次竟然一反常态的跟着作负面报道，还找了几个所谓的专家在电视台搞的专题节目中同我们的政策唱反调。

    这天，甘肃省委书记邓发祥一大早就给我来电话，他在电话中焦急的说，“司徒书记，你看现在的局面不好控制啊，政治影响很大，中央已经有人来电话查问了，还有些省直机关的干部也在那里煽风点火，为控制局面，我们可否动用军队啊？”

    “不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不可以简单粗暴的对待不明真相的群众，只要没有大规模的骚乱就不要动用你手上的武装警察，但是必要的准备还是要有的，你先同各方面协调一下，特别请安全部的同志作好个别人的调查，我马上赶到兰州来。”

    放下电话，我叫小陈安排直升机，立即飞兰州。

    在飞机上，我接通了1军王东丹的电话，命令1军进入级战备，所有部队官兵不得上街，不得接触地方代表。

    到达兰州以后，我立即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了解情况，同时，也叫省委上访办的同志对上访的工人农民说，请他们选举出代表来，为保证代表的真实性，在人数上可以增加到50名，让他们晚上在省委小会议室同我交流。

    在兰州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我仔细的听着各部门的意见，这次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二个理由。一是我们这些是为国家立过功的企业，在当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是为国家立过大功的，现在不能说关闭就给关闭了，而且，给的补贴太少；二是改变自然环境会破坏掉大批的文物古迹，是对人类遗产的破坏。这两种观点其实是在甘肃省的一些高级干部中也有共鸣，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肖志平同志就持有这种观点，他是从XXXX厂基层干上来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候第一批考进大学的高中生，他认为，“甘肃的现状不是甘肃人民造成的，做必要的改造是应该的，但是没有必要把一些大型企业都给关掉，这些企业目前虽然经营不理想，但是它是国家的后备企业，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企业作为国家内陆的纵深是有强大的战略意义，由于这些企业的关停，一下子使全省工业总产值少了40%，对于甘肃的发展也是不利的。”财政厅长则从省里财政收入方面阐述了由于关闭大型国有企业给地方财政上带来的影响，建议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后再关闭这些企业。

    而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局的几个老学究则在会上捶胸顿足的数落我们是破坏世界文化遗产的“败家子”，是数典忘祖的“浪荡子”，虽然没有明着点名，但是，参加会议的人谁都听的出来他们是在说谁。

    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则认为“事关国体，关乎于甘肃省二千多万人民的国计民生，应该慎重，应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从长计议，要在广泛的调查研究中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尊重的，改革的路子不能走的太急，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处理企业的经济行为，在这次变革中，宣传口要根据我党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报道，要起到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

    工商和税务的官员则直截了当的说反对现在这样的改革，对于全省的税收没有好处，地方财政会进一步吃紧，弄的不好全省都乱了。

    看起来是一片反对的声音，邓发祥尴尬的坐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控制这样的局面，省长赵包钢则坐在那里两眼看着天花板，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还是第一次，大脑里反复的在思量着这些人的背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香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已经是三包香烟下去了，小陈几次想拒绝给我香烟，都被我严厉的目光给挡回去了，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在4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时候父亲被“造反派”围攻的场景，这时才真正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一些老革命在文革期间受的甘苦。会议一直议论到下午六点半钟，我看了看会场上的这些人，最后作了发言，“同志们的想法大概也说的差不多了，今天会议开的很好，大家畅所欲言，表达了心中的感受，是一次很民主的大鸣大放，看来你们不仅是同外面那些上访的工人有共鸣，而且在理论上还要高出一个层次，既然有些同志是这么想，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