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关于黄河的事情，我们自己得那一块已经开始干了，可是牵涉到其他兄弟省区我们就不得不找中央了，黄河在我们那里是源头，不能光把源头弄得自己舒坦了留下屁股叫中央打吧。”说着我笑了。

    “说说看，你先在我这儿过过水，如果是可行得好点子，我叫总理和黄委会的来。”主席说道。

    我把我的整体构思向主席大致说了一下，也把我们在宁夏的意图汇报了，对于今后黄河源头来水我也做了大致的估计。

    主席越听越严肃，最后他打断我，“你不要说了，我来安排，看来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这一年你在西域没有白待，这条河啊，可真是悬在我们心头的一把刀啊，三峡工程完毕后，长江的问题基本解决，可是这黄河的治理就没有个准谱，小浪底工程完成了八年了，可是泥沙的淤积远远的大过了我们的想象，花园口的河床都高出地面快十米了，在这样下去真的成了天河了。”

    很快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就下来了，三天后，关于黄河治理的特别会议将在北京召开。

    在这比较空闲的三天里，我和小陈准备了出席每年人大例会的文件和工作安排。说起这个来，关于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值得推敲的。西域委员会除了有一个办公厅和财政厅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常设机构，日常生活和工作服务都是由西域军区管着，因为地方上的事情和军队上的事情不能混淆在一起，所以才有个办公厅管理着各种地方文件和衔接，财政厅主要是管理各种西域的开发投资资金和各省区缴上来各种资金，其他的各种人事安排还是按照原来的制度由中央和地方协调处理，具体事务都是各省区自己安排。作为委员会的书记，我有临时撤换西域内各级干部的权利，但是没有实际的生杀大权，我有调动部队进行正常训练、平叛和救灾的权利，但是没有使用部队进行战争的权利，这种既相对集中又具有实际民主意义的模式是**在刚解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当时全国就分为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和西北局六个大局，这六个大局分片指导各个省的工作，但是一般没有大规模的常设机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一些政治原因，这个方法给撤掉了。文革结束后这个制度也没有恢复，而国家又增加了几个省级单位，国务院对于下面的控制往往是感到顾此失彼，结果是各类部委增加了几十个，原来在一个大区里的事情，大局书记一声令下，几个省之间的合作问题就搞定了，现在可倒好，要么是去北京在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协调下搞搞平衡，还要讨价还价，要么就是邻省头头之间搞点私人感情，弄些权权交易，这样也能办成事情。相对于各省，国务院是山高皇帝远，听调不听宣，有一次老总理在下面视察拍着桌子问下面的人，“你们到底还有多少假话没有让我知道真相！”由此可见，省级以下的干部弄虚作假的空间有多大。

    西域成立委员会以后，中央基本上不管这里的具体事务了，西域各省区之间也紧密了许多，好像大家都是一个班里的战士，自然是团结了很多。上次宁夏王述昌搞宗派，一下子使干部队伍出现真空，我们在区内紧急平衡很快就解决了，要是在以前，这样的案子很有可能就因为怕出现真空给放宽尺寸，这也是大区相对集约管理的优势。特别是在开发经济落后的地区时，这样的大片管理有着明显的好处，中央看到我们西域地区的成绩，也已经打主意要再设立个华南区去把云贵川的经济弄上去。

    参加人大例会我们准备的文件不多，主要是各省的代表去说，我作为青海的代表只要参加就是了。

    三天后，有关黄河综合治理的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了，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分管副总理、水利部长、黄河流域管理委员会、沿河各省区的党政一把手、财政部等单位。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他说，“一条黄河祸害中国几千年，我们治理它也有60多年了，可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的会议年年开，年年讲，但是我们都没有打开新的思路，都是在传统的办法上做文章，今年，西域委员会在宁夏搞出了新的观念，中央肯定这样的尝试，在那里工作的司徒同志对于黄河的治理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今天先听他的意见。”

    在会上，我先简单的把我们在宁夏的做法向到会的人做了汇报，然后我说，“一条黄河流经8个省区，从根本上治理不是哪一个省区可以搞好的，也不是我们西域委员会可以搞好的，因此，我在这里向各位汇报我的想法，谋求大家的共识。

    黄河的弊端是两样，一是泥沙，二是凌汛，泥沙冲击成的华北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由此可见，泥沙的下泄绝不单纯是植被破坏造成的，在远古时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哪里谈得上对植被得破坏？因此，黄河泥沙是自然形成的，一条这样的大河在黄土高原上流淌1500多公里你不叫它带泥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给它新的路径和新的流淌方式。因此，我们的设想是，一、在黄河上游青铜峡水库至东南的惠安堡一带修建高山梯级扬水渠道，然后向东修建运河直至洛河上游的堡子弯，利用洛河原来的水道东去，只要在河套地区发生凌